闲读《论语》系列之一:为政以德

闲读《论语》系列之一


 


写在前面的话


《论语》是儒学经典,当以虔敬之心认真学习。冠以“闲读”二字,似对经典大不敬。其实不然,这是对经典最真的虔诚。经典著作不是灵丹妙药,不能解救危难,不能救急,所以,忙碌之时,读《论语》是难以静下心来的,而不能静下心细细品味,怎能得经典之皮毛。只有人暂时的“闲”下来,心才能不显得飘忽不定。惟有心静如水,才有了品味咀嚼的可能。没有经过咀嚼的经典,能说是读过了吗?有闲情,才能有逸致;得逸致,才可能发现、感受审美对象的美。本系列所读《论语》为语文版选修教材《论语》选读。


第一部分   为政以德


治国为政,以民为本,以德为先。重君德,德为世之范;重民德,德为行之轨。以德化民,以德为政,民有所生,民有所乐,民有所忠,国必大治。本篇是孔子,也是儒家治理天下的理想,是什么呢?大同世界。实现的途径在于通过自己的净化来感化他人,所以关键在于“德”。为政者首先要完善自己,进而教化百姓、感化百姓,已有德之君来培养造就有德之民。民有德则邦有道,邦有道则上下合一、天下大同。


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”讲的是“为政以德”的好处。孔子打了一个很好的比方。北极星,安居其位,众星自然而然地围绕着它转。这是所有统治者都心向往之的治国境界。不用自己操心,只用安居统治位置,大小臣民都各司其职,做好自己的事情,如果有什么不是,自然有相关部门的相关官员出面处理。这样的君主的感觉那是只有一个字,爽!要非说两个字的话,很爽!而要达到这样的境地,需要“为政以德”,要运用道德来治国。这样的治国美景是很诱人的,但是是有着条件的。正因为结果的诱人,所以才显示出“为政以德”的重要。


具体来讲,为政以德的好处。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。”这里的“身正‘该如何理解?自身端正。自身端正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说的。一是人们可见可闻的。那就是言和行。言和行要端正,这是给大家做表率,使大家感觉就应该这样做,用榜样的力量来影响人。二是人们可以感觉到的。那就是道德品行。道德品行是人们根据言行表现得出的对人的评价和认识。由此可以看出,后者是前者的思想基础。如果能够端正自己的道德品行,那言行的端正就有了基础。当然了,道德品行的端正毕竟和言行的端正是不能等同的。反过来讲,如果一个人言行对举止端正,那么他的道德品行应该是端正的。所以,此处讲的“身正”与“身不正”表面讲的是“身”,是即将的依然是“德”。“德”端正,是有德之人,那么,不用下命令事情也能行得通,可以做得很好。反之,则不行。从正反两方面非常具体的讲了“为政以德”的必要性。


以上是就“为政以德”本身来讲的。为了讲明这个道理,孔子又从和其他为政之道的结果的对比上来阐述“为政以德”的优越性。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”。用政令来训导百姓,使他们明白该怎样做,不该怎样做,不该做而做了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。这是“教民”。还是比较好的。一旦老百姓违犯了,那就要用刑罚来惩处,用刑法来整顿。这样做应该是比较好的了。如果不教,只是惩处呢?《论语》中讲了,“不教而诛,谓之虐。”可是教而诛之就很好吗?也不尽然。它有它的好处,因为有教育在先,又有言行惩处的利剑在头顶悬着,“民免”。老百姓可以免除罪过。但是和“为政以德”相比,它又有不足的地方。那就是“无耻”。老百姓虽说免除了罪过,尽可能的少犯罪了,但是没有了羞耻之心。什么意思呢?老百姓的免除罪过的原因并不是说自己发自内心的明白这样做不对,而是惧怕严刑峻法的惩罚。这种表面的安静是外力胁迫的结果,而不是主观的内在需求。这就比较麻烦了。这仅仅是治了标,远远没有治住本。这种平静的结果是很容易被打破的。一旦有人感觉到有比严刑峻法更可怕的是,二者以权衡,他就会铤而走险。这样的例子应该不少。影视作品和现实生活中都有的。有的人明知道杀人是不对的,但是还要杀人,为什么?他要报仇。他可能认为有仇不报,尤其是杀父杀母之仇不报,那自己就枉称为人了,那自己就是活着,也是一种奇耻大辱。所以,他们在杀了人以后,在被惩处之时,反倒心安理得了。这就是所说的“民不畏死,奈何以死惧之”。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的人格、尊严或其他方面的损失超过自己的生命的时候,恐怕什么样的刑罚都是不管用的。


那怎么办呢?要让他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自己这样做是不应该的,做了是一种耻辱。要达到这种结果途径只有一条,“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”。用道德来训导百姓,使他们明辨是非,分清善恶,用礼教来整顿百姓。在他们明辨是非的基础上,使他们认识到作声确的是光荣,做错误的事是耻辱。用礼教来告诉他,来熏陶他,使他明白哪些是该做的,哪些是不该做的。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。而教化的结果如何,关键在于施行教化的人是如何做的。


这就和“身正”的问题联系起来了。孔子在季康子“问政”的时候就诉他“子欲善而民善”。您向往善道,百姓也就会从善了。很具体的告诉人们,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可能有什么样的老百姓。“君子之德风,小人之德草”。君子和小人在此处和道德品质没有什么关系,主要是指身份地位。统治者的品德就像是风一样,老百姓的得就像是草一样。草摆动的方向是有风的方向决定的。“草上之风,必偃”。孔子讲这番话是有背景的。季康子想杀掉不守道义的人,以此来亲近道德高尚的人。而他自己就是一个不守道义的人。为人臣子却有不臣之野心,礼仪、权力都有超越国君之处,不是不讲道义之人吗?不是不守君臣大义之人吗?这样的人还想着要杀掉不守道义之人。那该杀的首先是他自己。孔子很委婉的告诉他,只要你守道义,老百姓自然也会守道义的。这一方面是劝诫季康子要改正错误,或者是隐讽季康子的错误。另一方面也告诉季康子,统治者的道德取向决定老百姓的道德取向。


以上主要是讲了“为政以德”的必要性和优越性,同时也告诉人们“为政以德”的关键在于统治者要率先垂范。不能率先垂范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。“吾恐季孙氏之忧,不在颛臾,而在萧墙之内也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有这样不讲道义的统治者季氏,已经有了同样赞同不讲道义的家臣冉有和季路,以此类推,后果不堪设想。孔子的语言是有着严密的逻辑的。为了佐证自己的推论,孔子狠批了自己的弟子冉求,他在助纣为虐,帮助季康子做不合道义的事。孔子的态度是鲜明的,言辞是非常严厉的,“非吾徒也,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!”好家伙,大有清理门户,对待人民公敌的架势。这好像是反面的例子。孔子对南宫适的赞美就是从正面来表达这个意思了。南宫适讲到“羿善射,奡荡舟,俱不得其死然”。善射的后羿,力能翻舟的奡都不得善终。为什么呢?南宫适并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来个对举。“禹、稷躬稼而有天下。”禹和后稷亲身从事耕作,却得到天下。二者对比可以发现问题。后者的成功在于“躬稼”。这就是率先垂范。在道德和行为上率先垂范,结果怎样呢?“有天下”。


到底应该怎样做呢?


首先要确保百姓信任自己。“足食”、“足兵”、“民信”三者孰轻孰重?必须肯定的是,三者都很重要。“必不得已而去”,先去“足兵”,再去“足食”。无论如何,“民信”不能去,去了民信就什么也没有了。“自古皆有死,民无信不立。”没有百姓的信任,国家根本站不住。民信是立国之本。当务之急是取信于民。民信及民心。


其次是民命。“道千乘之国,敬事而信,节用而爱人,使民以时”。统治者要严肃认真地办事并恪守信用,节约用度并惠爱人民,以使百姓要按一定的时节。要先让老百姓生活好,富民,足民。“百姓足,君孰与不足?百姓不足,君孰与足?”老百姓付足了,统治者怎么会不富足?老百姓不富足,统治者怎么可能自己富足呢?民富国才能强。国强可以使民更加富有。二者一旦这样循环开了,国家就进入了整螺旋轨道,要是反过来呢?一旦进入负螺旋轨道,那是很可怕的。在想,如果民穷困不堪,统治者却非常富有,结果会是什么呢?百姓能拥护你这样的统治者吗?他穷到活不下去的时候,怎么办?只要智力没问题,哪一个统治者都明白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。


第三,教育民众。“既富矣,又何加焉?”“教之。”要真心实意的教育民众。是不是真心实意,老百姓只有一个标准。你说这样做好,那好,你是不是这样做了。所以要想教育民众成功,有一个前提,就是统治者首先要教育好自己,教育好自己那一帮子人。“临之以庄,则敬;孝慈,则忠;举善而教不能,则劝。”统治者对百姓敬重,百姓对政令就会严肃认真;统治者对父母孝顺,对幼小慈爱,百姓就会对统治者尽心竭力;选用优秀的人,教育能力差的人,百姓就会勤勉努力。以身作则,自己给百姓做出榜样,百姓知道你的价值导向,又看你在亲身实践,那样你的教育就起作用了。你的教育是真心实意的,是“弟兄们跟我学”,而不是“弟兄们给我学”。


可以看出,孔子对民看得很重,对教民看得也很重。孔子深知民众对国家的决定性作用。所以,一定要管好民众,管好民众就是管好国家。而要使民众从内心服管,那是讲究学问的。孔子在此处强调了统治者的榜样示范作用,强调了“君德”和“民德”是国家的根本。那么孔子讲的“德”都包含哪些内容呢?容后再叙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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